一 引 言

习近平总书记2014年“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及2016年“5.17”讲话创造性地回答了关于文艺繁荣发展的一系列方向性重大问题，为新形势下文艺批评，包括生态批评的发展提供了科学指南。那么近十年来国内生态批评研究态势如何？考虑到学术期刊的先锋性、前沿性和敏锐性，本文旨在以学术期刊论文为抓手，运用多数据挖掘技术，对国内2009-2019年间发表的生态批评文献进行数据归类与统计分析，描述、评价我国生态批评的发展态势与走向。

期刊具有出版周期短、刊文速度快、学术应激迅速、内容广泛新颖、集思广益等特殊性，能够较为及时地反映国内外科学技术的新成果、新水平、新动向。而这恰恰适应了生态批评开放性、学科综合性以及社会实践性特质，契合了生态批评发展与演进的需求。我们以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为统计标的，辅以中国博士学位论文数据库、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数据库，数据的准确性和可信度可基本保证(1)本文文献统计日期截至2019年12月30日。由于涉及数据较多，受统计方法和水平的局限，数据难免挂一漏万，尤其是2020年初，中国知网数据库清理，很多数据属于不可恢复的原始数据。。我们同时参照笔者2009年论文《近三十年中国生态文学研究综述(1979-2008)》部分数据(2)参见纪秀明《近三十年中国生态文学研究综述(1979-2008)——兼论生态文学与批评在中国的演进》一文，载于《辽宁大学学报(社科版)》，2009年第1期。，争取真实考察2009年至2019年间国内生态批评的发表、引用情况。

二 国内生态批评文献量化分析

(一)历年发表的文献

我们以“生态批评”为篇名关键词(3)事实上，很多生态批评篇名往往包括 “生态意识”“生态思潮”“自然书写”“人类中心”“公平正义”等关键词，考虑筛查的可操作性，暂以“生态批评”为切入点，窥一斑以见全豹。进行检索， 找到1979-2019年“生态批评”文献共1752篇，图1为历年文献数量分布情况。2002年，“生态批评”研究开始呈现旺盛的学术生命力，可谓期刊生态批评元年:5篇影响深远的作品面世：《生态批评:发展与渊源》(王诺，《文艺研究》，2002-3)、《方兴未艾的绿色文学研究——生态批评》(韦清琦，《外国文学》，2002-3)、《生态批评的知识空间》(鲁枢元，《文艺研究》，2002-5)、《“为人类他者”的自然——当代西方生态批评》(陈晓兰，《文艺理论与批评》，2002-6)及《世界贸易组织、环境和生态批评》(米歇尔·达密安等，《国际社会科学杂志》，2002-4)。数据显示，近三十年我国“生态批评”研究迅猛发展。2001年到2005年研究论文有82篇，2006年至2010年陡增至497篇。2011年至2015年为785篇。尽管2016年到2019年论文发表量为398篇，但就总量而言，其发文量也远超1979-2005年总额。就内容而言，截至2005年，国内西方生态批评综述性文献、译介性文献占比依旧较大，比如转引频次一直居高不下的《美国生态文学批评述略》《生态女性主义与文学批评》《美国生态文学及生态批评述评》等文，也包含部分中国生态批评综述，如李洁的《生态批评在中国：17年发展综述》(《兰州大学学报》，2005-6)等文。

有意思的是，通过对比近十年数据，我们发现微妙变化:2015年之后，以“生态批评”为篇名关键词的文献发表量持续走低(参见图2)。生态批评研究式微了吗？原因何在？

图1 1979-2019年以“生态批评”为关键词的文献数量统计

图2 近十年以“生态批评”为篇名关键词的文献数量统计柱状图

(二)文献影响力分析：单篇文献引用情况统计

笔者根据“中国学术期刊文献评价统计分析系统”中的“单篇文献引用”数据，制作表1和表2。通过数据比照，我们发现：一是具有学术奠基意义的综述与概念厘清类文章近十年持续被关注。比如，《生态批评:发展与渊源》《美国生态文学批评述略》《方兴未艾的绿色文学研究——生态批评》《美国生态文学及生态批评述评》。二是中国文艺理论学者影响力提升。除鲁枢元外，2009年前的前十位高被引作者都来自西方文学研究领域。2009年之后新增曾繁仁、王岳川与刘涛三位中国文学研究领域专家。三者的被引增值比分别为7.44、32.83和140。三是意义、价值与美学问题备受关注。王岳川的《生态文学与生态批评的当代价值》、曾繁仁的《生态美学:后现代语境下崭新的生态存在论美学观》等持续关注中国美学与价值问题。四是生态作家作品专题研究逐渐疲软。比如，王诺的《雷切尔·卡森的生态文学成就和生态哲学思想》就跌出2019年高被引前十。

表1 1979-2009年单篇文献高被引前十统计表(以“生态批评”为文献检索关键词)文献标题作者刊名出版年出版期引用频次生态批评:发展与渊源王诺文艺研究美国生态文学批评述略朱新福当代外国文学方兴未艾的绿色文学研究———生态批评韦清琦外国文学打开中美生态批评的对话窗口———访劳伦斯·布依尔韦清琦文艺研究生态女性主义与文学批评罗婷,谢鹏求索为人类“他者”的自然———当代西方生态批评陈晓兰文艺理论与批评生态批评的知识空间鲁枢元文艺研究美国生态文学及生态批评述评刘玉外国文学研究雷切尔·卡森的生态文学成就和生态哲学思想王诺国外文学征服与回归:近代生态思想的文学渊源马凌外国文学研究

表2 2019年单篇文献高被引前十统计表(以“生态批评”为文献检索关键词)文献标题作者刊名出版年引用频次增值比(近十年/前三十年)生态批评:发展与渊源王诺文艺研究.86生态美学:后现代语境下崭新的生态存在论美学观曾繁仁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44美国生态文学批评述略朱新福当代外国文学.35生态文学与生态批评的当代价值王岳川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83方兴未艾的绿色文学研究———生态批评韦清琦外国文学.1打开中美生态批评的对话窗口———访劳伦斯·布依尔韦清琦文艺研究.35环境传播的九大研究领域(1938-2007):话语、权力与政治的解读视角刘涛新闻大学生态批评的知识空间鲁枢元文艺研究.85生态批评:界定与任务王诺文学评论.83生态批评:寻求人类“内部自然”的“回归”刘蓓成都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5

(三)基金项目论文

基金的现实目的是培育国家、省级重点或重大项目、培养优秀青年学术人才，是鼓励原创的“预研究”，重在“培育”和“培养”。对获资助者来说，基金项目对其拟开展的研究方向具有重要的科学意义,可带动相关领域的发展，具有重要应用前景。

1979到2008年的1272篇生态研究论文中，基金论文有57篇，占比约4.48 %，其中国家社科基金有11篇，而何成洲的《哈姆生的自然观——〈大地的生长〉的生态批评》 (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04-6)是最早的生态批评国家社科基金论文。2009年，笔者针对当时的数据指出：“基金项目论文比例十分小,生态文学处于学术边缘地位。但是可喜的是,项目数量绝对值逐年提升。”[1]2009-2019年以“生态批评”为篇名关键词的1333 篇论文中，基金论文348篇，基金数量绝对值逐年提升，基金论文平均占比约26%，远远高于前三十年的最高峰值(见图3)。基金是学术趋势与前沿的风向标之一，可见“生态批评”研究正持续从学术边缘走向中心。

三 相关研究态势与走向

通过数据分析，2009年笔者曾对当时的生态批评研究得出三个结论：一是相关研究发展的速度迅猛；二是一批理论阵营形成，相关科研立项逐年增多；三是相关研究领域与研究内容逐渐多元化[1]。基于对近十年生态批评论文的分析，本文认为2009年的这三个研究结论依旧成立。同时，笔者从核心词占比、文献引用、话题平行对照与补充等方面进行了较为细致的梳理，认为近十年相关研究出现了以下新态势与新转向。

图3 历年论文基金占比折线图(基金/论文数量)

(一)深层议题转向

1979-2009年，篇名关键词为“生态批评”的十大高被引论文包括《生态批评:发展与渊源》《美国生态文学批评述略》《方兴未艾的绿色文学研究——生态批评》《生态女性主义与文学批评》《为人类“他者”的自然——当代西方生态批评》《美国生态文学及生态批评述评》《征服与回归：近代生态思想的文学渊源》等。这些论文主要都是介绍与宏观分析国外生态批评，学术影响力深远，初步构建了中国生态批评理论基础。虽然批评家们的研究角度和批评方法不尽相同,立场也不尽一致，但议题多聚焦于“重要概念与定义揭源”“批评史梳理”“阐释学科关联”等，多着力于对“生态批评”进行宏观归纳。

对照表1与表2“生态批评”十大高被引文献，本文发现近十年国内生态批评明显从“综述性、平移性研究”转向“深层议题研究”。1979-2009年的高被引文献中，鲁枢元《生态批评的知识空间》以对生态批评知识层面的解读，脱离综述性模式，比较独辟蹊径。2010-2019年，曾繁仁的《生态美学:后现代语境下崭新的生态存在论美学观》、王岳川的《生态文学与生态批评的当代价值》、刘涛的《环境传播的九大研究领域(1938-2007):话语、权力与政治的解读视角》、刘蓓的《生态批评:寻求人类“内部自然”的“回归”》等均脱离宏观综述性模式，分别从美学、价值、政治话语、伦理学角度进行深层议题思考。事实上，图1、图2数据也昭示着相关研究动态转变，较之1979-2010年的497篇，2010-2019年的生态批评总值是突破性的。虽然文献总数见涨，但是我们发现：2015到2019年“生态批评”发文量逐年递减。同时数据显示，近十年研究热点进一步拓展与细化。热点词从最初三十年的“生态批评”“生态意识”“生态思想”“女性生态批评”“殖民生态批评”等，逐渐深化到“伦理”“价值”“公平正义”“代际”“城乡”“有机存在论”等深层议题领域。

(二)前沿热点转向

2009年之后，世界范围内的生态批评热点由第一阶段转向第二、第三阶段。众所周知，西方生态批评第一阶段是生态中心主义批评学派创立及理论建构时期(1972-1997年)。主要代表有：鲁克尔特、伊布尔、格伦·洛夫、斯科特·斯洛维克、墨菲、贝特等。第一阶段基本站在生态中心主义的立场，拒斥人类中心主义，承认自然万物价值独立性，探讨自然、人、生态意识与环境之间的辩证关系。此阶段的批评热点多聚焦于非人类中心主义，即大地伦理、生态危机、生态和谐、自然价值、动物权利、深层生态学等。20世纪90年代之后的生态批评学者则注重总结前二十年的批评得失，将“环境公正”引入生态批评领域，促成了第二阶段的学术批评。环境公正生态批评将种族、性别、阶级等引入生态批评领域。20世纪90年代之后，其热点基本聚焦于种族、性别、阶级、公平正义。

2010年，斯洛维克在《生态批评第三波：北美对该学科现阶段的思考》一文中，提出了第三阶段生态批评理论。该阶段延续了第二阶段的环境正义的开放性，将生态批评从女性主义、种族与环境等拓展到多元与跨界领域。总体上看，第三阶段依然是第二阶段的深化和拓展，学者们从第一阶段与第二阶段的伦理与环境政治学研究视域不断突围，拓展到生物学、地理文化学及文学文化学等领域。西方生态批评的热点涉及身体、城市、叙事、地域、地方、生物、心理、教育等多方面。

我们以“生态批评”为文献检索关键词统计，2009年之前国内热点词多聚焦在第一阶段核心概念上：生态批评、人类中心、大地伦理、生态女性、深层生态、浅层生态、生态美学、生态意识等。2009年之后，随着生态批评第二阶段与第三阶段的国内影响扩大，热点词转向“公平正义”“生态叙事”“身体” “城市生态”“后人类生态”“新人类纪”等。其中，以“公平正义”为热点词的文献有229篇(含“代际正义”12篇、“代内正义”10篇、“种际正义”5篇、“环境正义”5篇)，譬如龙娟的《美国环境文学中的环境正义主题研究》(湖南师大博士论文，2015)、李薇薇的《论环境正义：从罗尔斯〈正义论〉关于动物和正义的思想说起》(《自然辩证法研究》，2008-11)、方红的《化解生态伦理与环境正义冲突：霍根〈灵力〉环境伦理的想象》(《当代外国文学》，2014-5)。以“生态叙事”为热点词的文献，2009年之前共22篇，2009到2019年有260篇(含生态叙事56篇、叙事策略27篇、动物叙事12篇、原生态叙事10篇等)。这些文献以龙艳霞、唐伟胜的《从洞穴叙事模型解读瑞克巴斯的后自然书写》(《哈尔滨师范大学学报》，2019-3)等为代表。以“身体”为热点词的文献有34篇。譬如李松的《生态批评的身体美学视角》(《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2)、宋健的《后时代身体观的生态启示》(《前沿》，2009-9)、刘坛茹的《西方生态理论研究的身体之维——兼论对生态美学研究的启示》(《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5)、张冬梅的《身体：生态女性主义的理论根据地》(《社会纵横》，2018-1)。以“城市生态”为热点词的文献有12篇，譬如最早的城市生态批评文献是程相占与劳伦斯·布依尔的《生态批评、城市环境与环境批评》(《江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5)。2017年，马特发表的《超越末世论：城市生态批评的复现与未来》(《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5)、《从缺席到在场：生态批评的城市维度》(《外国文学研究》，2017-4)系列论文，也十分具有代表性。近几年，由于海峡两岸生态会议议题的推动，以“后人类生态”“新人类纪”为关键词的研究陆续展开，但尚未进入规模化阶段，有待持续学术跟踪观察。

前沿研究热点的转换，究其根本是全球浪潮下西方生态批评思路之拓展所致。以城市生态批评为例，生态批评的传统审视与和聚焦对象“环境”原为荒野等自然环境，而随着 “纯自然”荒野的日益罕有以及荒野城市化嬗变，生存处所之改变所带来的城市与人的关系具有更大丰富性，毕竟城市与荒野的关系如同硬币的两面。斯耐德的《荒野实践》较早就指出，荒野无处不在，甚至存在于“城市世界肥沃的角落里”。[2]15-16虽然目前城市生态批评尚未形成独立的亚批评体系，多以生态与环境维度进行对城市的相关思考，“迫使我们直面环境退化、复杂化与种族、阶级及性别等问题之间的庞杂关系，从而更全面、更深入、更现实地探讨环境问题的现实文化根源”[3]189-190，但是，这种审视本身就是一种思维的拓展。

(三)中国经验与话语主体意识的勃兴

习近平总书记2014年“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及2016年“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提出了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战略任务。习总书记指出：“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要体现原创性、时代性。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有没有中国特色，归根到底要看有没有主体性、原创性。只有以我国实际为研究起点，提出具有主体性、原创性的理论观点，构建具有自身特质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我国哲学社会科学才能形成自己的特色和优势”[4]。在中国社会科学体系建构思想的鼓舞下，兼以中国生态批评学术内在驱动的助力，2009年后，我国生态批评研究的中国经验与话语主体意识日益勃兴，中国经验自觉性日益凸显。

其一，我们考察学术会议形态。在中国知网上，2009年前可检索到的“生态研讨会”有12条，其中重要的有：全国生态美学学术研讨会(2001年至2008年举办四届)；海南“生态与文学”国际研讨会(1999)；“人与自然:当代生态文明视野中的美学与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2005)；“中国首届生态文艺学学科建设研讨会”(2003)等。而2009-2019这十年的生态研讨会的国际开放性、跨界互动性更明显，也更凸显中国意识。譬如，2011年首届海峡两岸生态文学研讨会两场主旨发言——《人类中心主义的退场和生态美学的兴起》(山东大学曾繁仁)、《论荀子的环境思想——简论环境伦理学》(淡江大学高柏园)，紧扣中国古代生态智慧对世界生态文明的重要价值进行理论交锋，探讨“批评的合法性”“生态与环境的区别”等问题。[5]又如，第二届海峡两岸生态文学研讨会“全球生态论述的地方演绎与实践”(2012)，着力探究全球性的生态论述如何与地方特有的历史与文化融合，产生不同面貌的地方演绎与实践。特别值得关注的是，2018年的第八届海峡两岸(粤台)生态文学研讨会为中国最大规模的生态文学学术会议。会议以“中国生态批评话语之建构”为主题,与会者探讨了如何构建中国范式的文论关键词、如何有效消化西方文论、如何将生态批评本土化等现实问题。此次会议的创新点及亮点在于往建构中国生态批评话语道路上又迈出了重要一步，“有多篇阅读中国经典文本的深刻论文，并扩及日韩等与中国文化圈关系密切的东亚作家作品研究”。[6]

其二，就作者与作品形态差异而言。2009年之后，我国学界更关注中国当代本土现实与中国经验表述，论述重心从中西平行比照，深化到交互对话，更凸显中国学术主体意识。“生态学理论与文学形成正在进行中,而中国生态文学与理论也在发展中：一方面,中国文学和文论需要向西方借鉴与学习,弥补差异与缺失,得到启示；另一方面,其还可以从西方文学和文论跌倒的、失落的、遗漏的地方开始,加入自己的声音,以形成真正的对话”。[7]“2019年单篇文献高被引前十统计表”显示，中文文艺理论学者影响力明显提升。2009年，四位中文理论专家曾繁仁、王岳川、刘涛、鲁枢元进入检索榜。王岳川的《生态文学与生态批评的当代价值》、曾繁仁的《生态美学:后现代语境下崭新的生态存在论美学观》尤其关注考量中国生态美学价值。

韦清琦、王诺和朱新福三位学者的学术转向也折射出批评重心转换之趋势。王诺的《生态批评：界定与任务》发表于2009年，截至本文成文，检索频次为119次，该文与其2002年《生态批评:发展与渊源》一文相比，多次提及“中国生态文明”构想，体现了中国学术现实反思性。韦清琦较早就具有“以西启东”的学术先觉，2002年即开始探索西方生态批评中国理论拓展的可能。“从中国古代的生态文化遗产、中国现代文学……深层生态学与生态伦理、乡土观念中获取新时期生态文学的民族精神资源,这无疑对建构21世纪的中国生态文学、诗学,推进生态文学与批评在中国的现代演进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7]2009年之后，他更注重探索东方理论的增补可行性与中国实践性：2017年《女性与自然:从本质到建构的共同体》一文致力于女性本质主义与共同体思考；2020年《生态女性主义——作为交叠性研究思想的范例》一文致力于中国视角下的左翼生态批评研究。2003年，朱新福致力于对当时西方生态文化论的全盘肯定：“生态批评家们明确提出,生态批评的根本前提是人类文化与自然世界密切相关。人类文化影响自然世界同时被自然世界影响。该研究的主题是自然与文化之间的相互关系。作为一种文学和文化批评,生态批评的主要任务就是,通过文学来重审人类文化,进行文化批判,探索人类思想、文化、社会发展模式如何影响甚至决定人类对自然的态度和行为,如何导致环境的恶化和生态的危机。”[8]而2019年，朱新福开始对主体性进行反思与叩问：“生态马克思主义基于唯物史观的立场，从实践视角出发,对自然的内在价值、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及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做出科学论断,为生态批评走出生态整体主义理论‘价值无根性’的羁绊提供了契机。”[9]

(四)哲学、社会学转向

跨界性是西方生态批评标志性特质之一，这由其理论本质与价值取向所决定。生态批评从自然与生态科学中获得了自身的研究术语，“而且也从中获取了像文学等人类文化活动与涵盖它的自然世界之间相互联系的基本前提”。[10]洛夫在强调生态批评与生态科学关联性的同时，也强调了生态批评与人文科学的复杂关联。布伊尔对切瑞·格罗特菲尔蒂“生态批评是关于文学与物理环境关系的研究”的判断做了补充与校正：“文学性生态理论不断加强对生态文化的复杂性的认可。”[11]12-14霍尔姆斯·罗尔斯顿更是直接将生态批评学定义为“终极的科学”，因为“它综合了各门科学,包括艺术与人文学科”，“尽管生态学可以被视为一门科学,但是它的智慧比其他科学更深,也是压倒其他科学的,有着普遍意义的”。[12]82比较与跨学科研究是生态批评理论增长点之一。2009年，胡志红指出：“西方生态文学的发展关键在于比较视阈的开拓。比较文学视野下的生态文学批评是中国生态批评15年的危机与转机”。[13]“生态批评在走向成熟的过程中,其跨学科特征的终极性质得以敞亮。”[14]相比较2009年之前中国生态批评对“生态文艺学和美学”“女性生态文学批评”“生态文学伦理以及文学价值”等领域的聚焦，2009年之后的跨界研究明显呈现出对哲学、社会学的偏爱。

“生态批评是行动主义者的理论，是生态社会政治运动在文学理论上的投射，这决定了其自身理论，生态批评在本质上不是审美批评，不是艺术形式研究，而是社会政治批评，这从生态批评、生态女性主义批评、后殖民生态批评等名称所散发出的浓烈战斗气息就可看出。”[15]随着西方环境正义浪潮与环境社会行动的推进，西方生态批评对政治与哲学的思考日益深入。斯洛维克在《“9·11”之际及其后的生态批评》中探讨“9·11”事件以后生态批评的社会转向议题，甚至更广泛地探讨了环境书写在应对社会问题时的作用与价值。他强调生态批评必须考量社会公正、战争及全球化等社会关切的议题。生态批评家必须考量生态学术的社会维度，必须有“入世”的勇气、语言与行动。布伊尔从生态批评的学科混杂性与开放性着眼，强调社会政治学的全方位渗透性，“那些实践中的所谓生态批评家们的‘生态’更倾向于美学、伦理学和社会政治学而不是科学”，“从‘自然’环境发展到城市环境、‘人为’与自然维度相交织的所有地方以及全球化造成的各个本土的相互渗透都囊括在内”[11]。

2009年之后，我国生态批评研究也出现了明显的哲学、社会政治学转向，相关论文频发，比如陈桂霞的《美国生态文学发展的哲学思考》(《南京林业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4)、李铭的《从生态批评的两次浪潮看其哲学根源》(《云南社会科学》，2014-1)、林剑的《阿多诺艺术哲学自主性与生态批评范式的耦合共进》(《求索》，2016-10)等。生态批评的哲学转向在“2019年环境哲学与生态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上达到新高度。随着人类现实生存环境的恶化与哲学、文学等学科对主体问题的认知调整和转向,生态内容逐渐进入大众哲学视野。会议提出的“人类共同体命运观如何微观关照？大生态批评的可能与挑战？”成为哲学研究新趋向。这次哲学大会从科学关联、理论互鉴、中外古今哲学因子发掘等层面，将生态与哲学的关系提升到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大生态批评协同互动的高度。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随着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的兴起，学界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与生态关系的思考越发深入。2002年，曾永成“从生态学的终极性优势、生态伦理学的价值追求、马克思主义原典的生态学内涵和中国古代文论的生态特色四个方面阐释了生态思维对于文艺理论更新转型的意义”。[16]李长中发表的《生态学视野下的马克思主义文论及对当下生态批评的启示》(《阜阳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2)及王庆卫发表的《生态批评的三种困境与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生态维度建构》(《华中学术》，2012-1)、《生态批评与马克思主义视角》(《华中学术》，2011-1)、《试论生态马克思主义对生态批评走向的理论意义》(《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3)等系列文章，极大地推动了马克思文论与生态学关系的研究。近两年，马克思政治学与生态批评探讨日益深化，纪秀明的 《论马克思理论对西方生态批评观之伦理修正》(《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4)，陈茂林、陈韵祎的《生态马克思主义批评对生态批评的超越》(《当代外国文学》，2019-4)，叶华、朱新福的《“超越价值无根性”:生态马克思主义对“生态批评”的现实意义》(《当代外国文学》，2019-2)等都倾向于用马克思政治理论对西方生态批评的概念与内涵进行思辨。随着中国批评话语的自觉深化，该领域的探讨无疑将是生态批评的新增长点。

四 结 语

作为当代最具有实践精神的域外理论，西方生态批评的中国植入与中国社会互动差异性具有宽阔的理论创新与阐释空间[17]。通过考察近十年西方生态批评在中国理论界的研究态势，我们明显看到一种变动的批评可能，即由平行、横向比较到主体觉悟与协同共建。而这其中的催生奥秘，可能就在于“问题的前沿性与全球一体性”“中国话语体系构建的理论自觉”“理论自身的社会互动生成性”。随着中国文论自主意识的觉醒与复兴，未来中国生态批评的前沿性、社会化与中国化(包括传统资源回溯与意识形态性等)之趋势将日趋明显。

[1] 纪秀明 .近三十年中国生态文学研究综述(1979-2008)——兼论生态文学与批评在中国的演进[J].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1):61-67.

[2] Gary Practice of the Wild:Essays[M].Washington,D.C:Shoemaker& Hoard,1990.

[3] 胡志红.西方生态批评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

[4] 习近平.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Z].北京：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2016-5-17.

[5] 夏光武，黄和璐. 生态文学研究的前沿对话——首届海峡两岸生态文学研讨会学术综述[J]．鄱阳湖学刊，2011(6):124-130.

[6] 杨晓辉.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构建中国生态批评话语体系——第八届海峡两岸(粤台)生态文学研讨会综述 [J].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2019(4):150-157.

[7] 韦清琦. 方兴未艾的绿色文学研究——生态批评[J].外国文学,2002(3):34-38.

[8] 朱新福 .美国生态批评述略[J].当代外国文学，2003(1):135-140.

[9] 叶华，朱新福．超越“价值无根性”：生态马克思主义对“生态批评”的现实意义[J]. 当代外国文学,2019(2):126-133.

[10] 格伦·A.洛夫.实用生态学批评：文学、生物学及环境[M]．胡志红，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11] 劳伦斯·布伊尔．环境批评的未来：环境危机与文学想象[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12] 霍尔姆斯·罗尔斯顿.哲学走向荒野[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

[13] 胡志红，陈婷波，赵金兰. 西方生态批评与佛教之间的跨文明生态对话[J].外国语文论丛，2009(2):443-450.

[14] 曾永成.西方生态批评发展中的几个重要理论问题[J].鄱阳湖学刊，2015(3):108-114.

[15] 代乐.生态批评的新进展——评《美国生态女性主义批评理论与实践研究》[J].文艺评论，2012(11):44-45.

[16] 曾永成．生态学化:文艺理论建设的当代课题[J]．成都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3):46-51．

[17] 纪秀明 .生态、族群、神秘叙事及其他——厄德里克与郭雪波生态文本族群话语探微[J]．外语与外语教学，2020(1):132-139.

文章来源：中国癌症防治 网址: http://zgazfz.400nongye.com/lunwen/itemid-47014.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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